1 引言 近40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我国正从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向新型制造业大国转型，并且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具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全球第一。201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5.52万亿美元，全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2019年，世界领先的工程机械信息提供商——英国KHL集团发布了最新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排行榜(Yellow Table 2019)，从国家层面来看，前50强中企业数量排名前3的国家分别是日本(占据12席)、中国(占据9席)、美国(占据6席)。其中，中国销售额增长了37%，达到34.38万台，再次成为全球工程机械设备销量最高的国家。第二，产业类别齐全，产业细分完整。以机械工业为例，目前全球所拥有的机械类别，在中国几乎均有生产。第三，工业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快，工业设备的投资规模占据全球首位。其中，国产化设备的比例在快速增长，引进国外设备的等级在不断提高，消化、吸收引进的创新设备成为主流，对外合作中产品集成、系统集成、技术集成的新型设备已成为设备改造的主力军。第四，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对社会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制造业在各产业中的应用正呈现多元化。由此，信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中，信息服务业正在成为优化和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的新支撑点。具体来看，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对新技术的需求日益提高，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识别技术、软件开发、设备链接、人工智能等已呈现多元化的应用场景。第五，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ICT[1]的渗透率和应用程度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机械、钢铁、石油、航空、港口、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ICT与企业现代化的融合不断加深。尤其是在5G商用后，以5G技术赋能为纽带，以各地试点为推手，以企业创新为基础的ICT发展，已从传统的公共消费平台向制造业技术升级、智能化生产转变。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成为工业振兴之本。 相对于德国的工业4.0和美日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互为促进的进程中，在技术创新、产业扶持、体制优化、市场培育中，还有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2019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2]中，我国制造业排名虽然位于全球第三阵营的前列，在美国、德国、日本之后，名列全球第4名，但该排名主要是靠规模发展指数[3]获得，我国制造业的质量效益指数(15.05)、结构优化指数(23.40)、持续发展指数(16.33)仍与美、德、日等国存在巨大差距，其中美国在这3项上的指数分别为49.84、48.77、31.33。我国制造业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3项数值合计在全球9个主要的工业国中仅仅位列第7名。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 要完成国家复兴大业，全面振兴我国的现代工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支撑点，通过体制创新、技术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思想创新和企业运营模式创新，使我国在“十四五”期间，现代工业质量真正获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2 “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 2.1 “5G+工业互联网”的战略意义 5G之所以成为国家战略，是因为5G技术与以往的通信技术相比，就像是“众多的方言在5G时代都被统一为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统一实现的大连接、大带宽、高速率使其应用前景更加广泛。更重要的是，5G的技术特性(包括低时延、边缘计算、切片技术等)使移动通信技术第一次深入地与工业生产、工业流程、工业的智能化融合为一体；第一次使现代工业中的人工智能与5G协同后得以实现单一工业智能向整体工业智能升级、单一设备智能向整体设备协同运营的转变。这对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工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当前中美博弈，美国大范围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其核心是基于5G与未来工业的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工业科技、智慧科技之争。在德国完成了工业4.0改造，美国建立了自动化、智能化现代工业体系后，中国5G的崛起，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正在由一个规模大、产出多、等级一般、科技化率较低的制造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挺进。这是一个宏大的前景，也是一场科技竞争，是现代工业智能化的控制权竞争，是大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全球产业链重新整合的话语权之争。其中，“5G+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化推进，是5G战略和实施的核心内容。 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在我国出版时，很少有人知道Internet的涵义，更难以想象互联网在人们工作生活中的场景。托夫勒之所以能够展示出最初互联网下的信息世界，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现代工业水平，特别是航空、机械、能源、交通、电子、电力等工业的仪表化水平和设备中IT技术的集成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互联网技术对接的能力。此后，当后工业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浪潮、信息经济这些概念不断渗透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和欧美国家在信息经济时代泾渭分明地走向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欧美国家的互联网在应用初期就顺其自然地与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融为一体，而我国在美国于1990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时，传统落后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相对老旧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几乎难以与信息技术实现有效对接。因此，我国的互联网应用长期应用于公共消费领域，国家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一直缺乏有效的载体。 2.2 “5G+工业互联网”实践 我国5G正式商用后，特别是5G专网建设启动之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制定了基于“5G+工业互联网”发展目标。中国移动发布了“5G+工业互联网”、“1+5”应用场景及“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白皮书。“1”即5G行业专网，作为各个领域的网络连接基础；“5”即5G+工厂、5G+矿山、5G+钢铁、5G+电力、5G+港口五大重点细分行业的5G应用场景。中国电信在电信云网融合基础架构之上建设了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重点解决工业物联网、工业物联网在工业智能网关、工业数据平台、工业数据应用中的障碍。中国电信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式发布《工业连接计划白皮书》，提出了工业连接的两类应用、四大场景、八项连接需求，并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步骤，帮助制造企业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协同化和智能化转型。目前，中国电信已与三一重工、中建钢构、美的集团、中国电建、中船工业、小米、通用电气、西门子医疗、海尔集团等在内的百余家行业领袖企业开展了5G合作实践。中国联通在数字车间、产业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工业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已与国内多家企业实施战略合作，在企业数据互联、工控防护、云边协同、物联感知和智能制造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合作开发和应用；在“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方案中，涵盖了连接、标识、安全、平台、数据、应用六大板块，并为企业级和行业级用户打造定制了平台解决方案[4]。 在制造业领域，我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正呈现加速增长的状态，诸如宝钢、徐工、三一重工、中车、中电、海尔、青特等一批大型制造企业，在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生产管理流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应用、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已经开始探索将智能设备与智能网络协同发展的方式，5G专网、大数据系统正在与现代生产与管理体系相融合。特别是基于生产运营和生产流程中的物联系统优化，基于设备内部各个器件的监控、行为追踪、件组关联运行的优化和远程智能管理，已成为提升企业技术等级、优化设备运营效果、降低设备运营成本、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生产控制、创造企业新增长点和新收益点的关键。从我国近40年“以点带面，局部突破拉动整体发展”的发展经验看，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和集聚了一批有能力的企业率先探讨“5G+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的条件。国务院刚刚出台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无疑为“5G+工业互联网”创造了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经调研的国内数十家企业的5G应用场景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显著特征是：第一，政府引导，大部分企业由政府专项资金扶持。资金扶持目前仍是中等规模企业建设“5G+工业互联网”重要的动力。但一些规模大、设备等级高、行业竞争强的企业，自主投入的规模和动力更强，如三一重工、青特、海尔等。第二，企业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密切，电信运营商主动参与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非常高。第三，企业指定的解决方案针对性强，重点解决工业节点问题，即在5G技术尚在发展的阶段，企业5G应用重点解决关键设备、关键节点的数据提取、传输、控制和管理，重点解决高风险、高污染、高难度作业环节的智能化生产和可视化问题。对于全流程的网络互联和智能管理，企业仍在探索，特别是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企业通过与华为、中兴通讯等设备制造商的合作，在软件集成、成本集约、系统融合、机器连接、数据采集网关研发、互联网工业标识等诸多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政府的试点项目也普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江苏徐工在焊接机器人环节，通过5G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动态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解决了高精度焊接的稳定性、精准性和协同问题；北京华芳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与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发的“皮带输送巡检机器人”，充分利用物联网的远程监控功能，解决了远距离原料输送的物流安全、精准和可视化管理问题；三一重工实施的“5G在工业互联网数据采集网管的应用”以及车联网的建设，已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流程化管理模式；湘潭钢厂与中国移动合作，对高危生产环节采取远程控制和可视化管理，有效地将5G的低时延技术优势与机器人使用结合为一体，实现了钢厂特种环境下的“高效安全运营模式”；河南平顶山高新区与中国电信共同开发的“开发区企业大数据系统”，初步实现了对开发区物流、生产、管控的协同管理，使领导驾驶舱的决策实现了动态化和即时化；广东华控科技有限公司在完成节电设备保护装置研发后，与广州联通合作，开始探讨基于5G+的电力节能系统的数据管控和优化方案；广东纽恩泰能源科技公司在省通信管理局知情下，与增城电信建设“工业识别以及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在项目建设中，该企业的思维方式正在发生实质性改变，新的运营模式与新的管理体制应运而生。 2.3 “5G+工业互联网”实践经验 通过对企业的实地调研可知，5G技术赋能新型制造业对我国传统工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改造升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5G+工业互联网”不仅在改变企业传统的运营模式，而且在改变传统企业的思维方式。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实践经验表明，5G的技术特征并不是5G最重要的技术突破，5G之所以必须“+”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是因为5G技术的最大突破是低时延、切片技术与边缘计算。而这3项突破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只有在现代智能工业中才能体现，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当然，5G在远程医疗、远程资源勘探、航运、铁路、能源、石油、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中的应用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于民用消费和一般公共服务，就可能是5G资源的浪费。 3 工业物联网到工业互联网的梯级演进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全流程的数字化生产体系，需要生产企业的设备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和相互配套的技术等级。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企业，即便是已经使用现代化设备的企业，仍存在设备等级差别大、设备标准不统一、各生产环节技术水平混杂、机器生产与人工操作交错的情景。因此，目前我国建设的5G+工业互联网应用，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配送、生产管理和设备的外部管控领域，已经实施的物联，主要是基于产品、设备外部性能的物联。严格来说，我国尚处于工业物联网阶段，这是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相关的。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设备内部各种元器件、电路、构建、辅助原料等的可数据化信息、集成于设备的硬件、软件的可数据化信息，以动态的、即时的、连续的、交叉互动的方式，通过识别系统，比如传感器等提取出来，再加上生产流程中的可数据化的动态信息，通过数据采集、识别、分析、控制，再回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工程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存储、分析、加工、优化和可视化，使最终的智能信息可以供决策者实时使用，甚至直接实现智能决策。此外，工业互联网必须与企业优化的管理工程相对应，才可能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和增量价值，即“5G+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管理工程。 显而易见，这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难度很大。三一重工的付立明在他的研发实践中对工业物联网面对的问题提出了很有现实价值的见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据安全。现在大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数据仓库，很少能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加密系统，而设计到边缘计算，数据加密费用很高，企业无法接受。由此，大公司虽然数字化的程度很高，但不愿意真正公开自己的数据，即便把数据放到云上，也不会把自己真正的物联网的数据公开给第三方访问。 第二，小企业的数据愿意公开，但是数字化程度很低，数据很少。面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高成本，比如组网费、电费、调试安装费、模块加装机台费等，小企业在看不到明确受益时，难以承受成本风险。 第三，建网后只能采集到设备的数据，但只是单纯的机台数据，与应用没关系。数据化与管理应用的指标，企业难以设置，技术提供商和网络提供商怒会设置。以往，企业已经开发应用的ERP系统以及定制化开发的DCS、MES、EMS如何与“5G+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对接，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设备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的重视。因此，许多企业只能被动地等政府的专项资金到位后才开始建设数字化系统。 第四，业务关系的逻辑复杂。例如，OT、IT、大数据、业务流程等采集上来的数据要和班次、机台、订单、物流、生产、质检、仓库等关联起来，仅这一条流程线就有很多系统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公司做不到。若应用于人员管理和协调，人与机台之间需要毫秒级的交互，实现难度更大。 第五，物联网的协议问题。物联网最大的技术难度在于数据的采集。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大部分的设备内部元器件、电路、IT交互等的协议是不开放的，要采集设备内部的数据，难度很高。粗步统计，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中至少有几十万种协议，而且每种协议都不一样。 4 “5G+工业互联网”需要技术经济思维 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5G仅仅是一项技术，而不是产业；在技术专家的视野里，5G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是一个融合性的产业。不同的视野，决定不同的思维。比如，在一些经济专家的理解中，没有5G工业互联网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数据传输方式得以实现。同样，在一些技术专家的理解中，5G更像是一个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统计5G的贡献率中，常以5G基站和网络建设对GDP的贡献率来评价5G的价值。事实上，我国很多非常著名的工业经济专家对工业现代化的理解定义在智能工业范畴，关注的是设备的智能化和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但由于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计算能力、连接能力和融合能力的知识短缺，导致诸多决策建议的误区。而我国一批优秀的信息技术专家，缺乏对技术转化为经济方式的理解，更缺乏对技术产品到技术链的经济含义的理解，因此导致唯技术论，同样也会使决策出现误区。 实践证明，“5G+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5G时代，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升级，需要技术演进的支撑，单纯的生产关系已经很难支撑现代工业的发展。生产力是智能工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同样，任何的技术，都是由技术产品、技术产业链、技术价值链组成的，这与经济学家认知中的产品—产业链—价值链，是一个融合并存、互相支撑的体系。数字经济，以至“5G+工业互联网”，正是技术产业链与经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体现。也就是说，“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的问题。相对于经济学是“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技术经济学就是在传统工业生产要素实现可数字化后(物理性的、化学性的生产过程和设备行为)，对生产型数字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研判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控制、优化，以及反馈于生产行为的过程，是数字技术的演进行为对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改变。5G与工业互联网的真正融合可谓是“技术经济学”的典型应用，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方式。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5G+工业互联网”是要在技术优化、数据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当前工业企业数字化指的是工厂内的设备、工业流程等生产要素能够转化为数据，通过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数据提炼出来，再进行数据资源配置。目前，在我国工业领域，至少有20%～30%的企业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保守估计，有10%的制造业企业具备工业数字化的能力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出发，我国工业领域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省市建设“5G+工业互联网”，要率先对同行业中企业的设备类型、等级、IT集成水平、仪器仪表等级、数据可提取环境、设备固有的传感和识别能力等进行评估。应以条件优先企业作为试点企业的重点。 第二，要根据行业特点，从生产流程的协同性出发，优先在精密机械、工程机械、汽车、生物医药、能源、钢铁、电力、运输、大型设备制造等企业中选择试点企业。 第三，应重点选择主管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认知度高、积极性高的企业进行试点。三一重工、湘潭钢厂等企业之所以试点效果显著，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其一把手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非常高，且有专门的研发团队和技术带头人负责。 第四，“5G+工业互联网”要从以下几个环节，在技术与生产方面打通“数字鸿沟”，这也是以技术经济思维推进5G技术赋能的关键。 一是，制造企业要完整地描述出企业生产流程架构图。这是一个企业生产流程、设备流程、管理流程的架构图，不同的企业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架构图当中，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固有的系统的基础，比如说它的IT集成、仪器仪表水平、传感器数据读取范围和容量、机器设备的控制系统类型、人员管理流程、仓储物流的方式等，即企业的全流程生产架构，要勾画出一个完整的运行路径图，包括生产控制系统的架构图、传感系统分布与功能的架构图、生产管理的架构图、产品从原料到产成品的流程架构图。这是对企业层面的一个完整的判定。 二是，对企业的全流程生产架构图的各个环节可实现数据采集的点进行规划，即设计和规划企业全流程生产架构图中可采集的数据点(或数据信息)的流程图。确定各个数据节点的关系，制定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的指标以及数据计算的模型，制定企业数据化流程架构图。 三是，电信运营商设计与企业生产流程和数据采集相对应的网络覆盖方案，包括针对不同数据量、密度、传输速度的网络优化方案，制定运营商网络建设架构图。 四是，设备与软件开发商根据前3个环节，制定有效的数据处理、存储方案，设计标准统一、协议共享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架构图。 五是，针对上述4个架构图，建立企业数字化建设的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对企业数字化建设的经济收益、生产效率、智能化水平、商业模式和综合价值等，进行评估与预测。 5 “5G+工业互联网”面临体制障碍 “5G+工业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建立在开拓思想、打破体制障碍、政策协同推进、技术研发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目前，各省市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但是，在政策扶持、项目推进、产业规划和体制创新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引导的缺失。目前，各省市均设有“5G+工业互联网”的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但是，在使用安排上，严重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许多地方仍然采取“分蛋糕”的方式。这种状况导致一些试点企业形成新的“等、靠、要”，没有专项资金扶持，就坐等而不作为。同时，一批打着所谓“国家智库”“行业协会”“国家××中心”的机构，依靠所谓的资质，帮助一些根本没有能力和基础进行工业互联网建设的企业“要”资金，而地方政府因为缺乏专门的技术评估机构，使大量专项资金被这些中介机构获取，最终只搞了一系列名头和形象工程，而没有实际应用。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扶持。目前，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5G+工业互联网”的有效推进，并导致国家扶持资金被无效切割和流失。 第二，条块切割，协同推进差。“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多技术、多行业、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如果这一系统不能协同一致，政出多门，在企业实施层面必然导致新的“数字鸿沟”“政策鸿沟”。目前，不论国家部委层面还是各省市职能机构，在“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中，仍存在多头管理、多头决策的问题。5G建设与工业互联网建设，由不同部门负责；相关的技术规划，如软件、芯片的技术研发，由科技部门负责；工业设计、传感器、设备改造又由主管工业的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使“5G+工业互联网”很难实现“统一规划、技术研发协同、产业推进同步、融合发展落地”。 第三，技术创新体制陈旧。长期以来，技术转化率一直是我国技术发展的重点，但是转化率一直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技术转化忽略了技术产品研发的市场价值，即单纯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技术自身的商品属性。在许多国家扶持的技术研发项目中，“技术领先、国内外领先”仍是考评技术成果的第一标准。这种研究体制，在基础性研究中无可厚非。但是，在“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迫切需要一批在生产中能够快速应用的软件、传感器、工业识别技术，而这类技术的研发除了国家级的高精尖项目外，技术研发的过程本身就应是一个技术商品设计的过程。我国目前在工业物联网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基本都源自于技术研发项目的可商品化。因此，目前国家级的研究机构，需要尽快调整技术创新体制，在强化高端的、基础性研究的同时，要在体制上作出调整，鼓励应用技术研究项目的“技术商品”属性。在应用研究中，要以技术商品的演进作为技术持续研究的重点，打破以往单纯地以纯技术演进作为研发导向的方式。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打破“5G+工业互联网”所面临的体制障碍，尽快推动“5G+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取得更大发展。 第一，国家建立“5G+工业互联网”统一协调机构，统一规划，使政策协同一致。在加大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扶贫资金的同时，强化对资金使用的管理，使资金投放与项目规划的科学评估统一进行；重点引导社会资本和各类产业基金参与“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国家可以考虑对社会资本投资工业互联网予以“风险保障资金”的支持，并建立相应的政策和管控条例。 第二，各级政府与企业均应建立技术经济的思维方式，强化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所谓协同，就是按照技术经济的链条，在国家级的规划设计中，加强技术的整体性、联系性和配套性。5G赋能新型制造业是一个全新的工业系统工程，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经济链条。在国家层面，5G在技术赋能的同时，要同步强化技术链条中的识别技术、传感器、可视化技术、设备链接技术、仪器仪表等可集成化的数据采集技术等的同步研发和创新，切实落实《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和专项资金的支持要协同制定，避免出现政策条块和资金支持的条块，以此提高政策效果和资金扶持效果。 第三，“5G+工业互联网”的试点与建设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和不同等级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目前，应优先以“5G+工业物联网”作为重点，以5G与企业人工智能的对接和融合作为突破口。运营商5G专网的推进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应用场景，不能简单强调覆盖率。设备制造商要改变只卖设备不提供服务的状况，要切实可行地将设备上所拥有的系统服务功能，诸如网络安全、数据处理、智能识别等，作为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考评与验收内容。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凑数”，不应搞“形象工程”。要通过科学引导，让企业走出“5G+工业互联网”雾里看花的窘境。抓重点应先抓各省市真正有能力的企业作为示范；抓时效应在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以重点突破、重点引导，提高企业的认知和主动性。现阶段，企业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须考虑经济收益，考虑并处理好短期投入产出效果与中长期效益的关系。要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自主研发、自主推进，不能简单依赖国家转向资本的支持。近期，仍需要以“低成本建设拉动企业收入新增长点”为原则。 第四，国家应加大对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现有优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惠。对有重大贡献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人才，国家可以考虑设立国家级的优秀人才奖励基金。要强化自觉提高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特别是对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的创新和应用，应予以专门支持，要改变目前一些从事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的“技术民工”的状况。 第五，企业要明确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我国很多优秀的制造企业使用的设备大多是国外制造的，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应该在建设工业互联网之初，即对工业设备进行一次系统的普查，明确工业设备的自主可控性，通过有效谈判和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合理合法利用数据资源。 第六，有关部门应组织专门力量，选择重点企业，对企业高层领导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培训，提升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水平。 [1] 史炜.“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N]. 人民邮电, 2020-07-23:003. [2] 光明网. 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京举行[N/OL]. (2019-12-10)[2020-08-05]. https://tech.gmw.cn/2019-12/10/content_33390668.htm. [3] 赵媛. 数据+算法的输出产生价值[N]. 人民邮电, 2020-01-14:002. [4] 王改静. 5G+工联网: 从“样板间”到“商品房”[N]. 通信产业报, 2019-12-16:019. 史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原主任、研究员、教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电信、企业研究工作 1 引言近40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我国正从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向新型制造业大国转型，并且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具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全球第一。201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5.52万亿美元，全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2019年，世界领先的工程机械信息提供商——英国KHL集团发布了最新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排行榜(Yellow Table 2019)，从国家层面来看，前50强中企业数量排名前3的国家分别是日本(占据12席)、中国(占据9席)、美国(占据6席)。其中，中国销售额增长了37%，达到34.38万台，再次成为全球工程机械设备销量最高的国家。第二，产业类别齐全，产业细分完整。以机械工业为例，目前全球所拥有的机械类别，在中国几乎均有生产。第三，工业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快，工业设备的投资规模占据全球首位。其中，国产化设备的比例在快速增长，引进国外设备的等级在不断提高，消化、吸收引进的创新设备成为主流，对外合作中产品集成、系统集成、技术集成的新型设备已成为设备改造的主力军。第四，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对社会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制造业在各产业中的应用正呈现多元化。由此，信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中，信息服务业正在成为优化和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的新支撑点。具体来看，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对新技术的需求日益提高，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识别技术、软件开发、设备链接、人工智能等已呈现多元化的应用场景。第五，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ICT[1]的渗透率和应用程度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机械、钢铁、石油、航空、港口、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ICT与企业现代化的融合不断加深。尤其是在5G商用后，以5G技术赋能为纽带，以各地试点为推手，以企业创新为基础的ICT发展，已从传统的公共消费平台向制造业技术升级、智能化生产转变。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成为工业振兴之本。相对于德国的工业4.0和美日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互为促进的进程中，在技术创新、产业扶持、体制优化、市场培育中，还有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2019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2]中，我国制造业排名虽然位于全球第三阵营的前列，在美国、德国、日本之后，名列全球第4名，但该排名主要是靠规模发展指数[3]获得，我国制造业的质量效益指数(15.05)、结构优化指数(23.40)、持续发展指数(16.33)仍与美、德、日等国存在巨大差距，其中美国在这3项上的指数分别为49.84、48.77、31.33。我国制造业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3项数值合计在全球9个主要的工业国中仅仅位列第7名。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要完成国家复兴大业，全面振兴我国的现代工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支撑点，通过体制创新、技术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思想创新和企业运营模式创新，使我国在“十四五”期间，现代工业质量真正获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 “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2.1 “5G+工业互联网”的战略意义5G之所以成为国家战略，是因为5G技术与以往的通信技术相比，就像是“众多的方言在5G时代都被统一为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统一实现的大连接、大带宽、高速率使其应用前景更加广泛。更重要的是，5G的技术特性(包括低时延、边缘计算、切片技术等)使移动通信技术第一次深入地与工业生产、工业流程、工业的智能化融合为一体；第一次使现代工业中的人工智能与5G协同后得以实现单一工业智能向整体工业智能升级、单一设备智能向整体设备协同运营的转变。这对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工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当前中美博弈，美国大范围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其核心是基于5G与未来工业的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工业科技、智慧科技之争。在德国完成了工业4.0改造，美国建立了自动化、智能化现代工业体系后，中国5G的崛起，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正在由一个规模大、产出多、等级一般、科技化率较低的制造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挺进。这是一个宏大的前景，也是一场科技竞争，是现代工业智能化的控制权竞争，是大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全球产业链重新整合的话语权之争。其中，“5G+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化推进，是5G战略和实施的核心内容。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在我国出版时，很少有人知道Internet的涵义，更难以想象互联网在人们工作生活中的场景。托夫勒之所以能够展示出最初互联网下的信息世界，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现代工业水平，特别是航空、机械、能源、交通、电子、电力等工业的仪表化水平和设备中IT技术的集成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互联网技术对接的能力。此后，当后工业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浪潮、信息经济这些概念不断渗透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和欧美国家在信息经济时代泾渭分明地走向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欧美国家的互联网在应用初期就顺其自然地与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融为一体，而我国在美国于1990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时，传统落后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相对老旧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几乎难以与信息技术实现有效对接。因此，我国的互联网应用长期应用于公共消费领域，国家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一直缺乏有效的载体。2.2 “5G+工业互联网”实践我国5G正式商用后，特别是5G专网建设启动之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制定了基于“5G+工业互联网”发展目标。中国移动发布了“5G+工业互联网”、“1+5”应用场景及“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白皮书。“1”即5G行业专网，作为各个领域的网络连接基础；“5”即5G+工厂、5G+矿山、5G+钢铁、5G+电力、5G+港口五大重点细分行业的5G应用场景。中国电信在电信云网融合基础架构之上建设了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重点解决工业物联网、工业物联网在工业智能网关、工业数据平台、工业数据应用中的障碍。中国电信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式发布《工业连接计划白皮书》，提出了工业连接的两类应用、四大场景、八项连接需求，并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步骤，帮助制造企业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协同化和智能化转型。目前，中国电信已与三一重工、中建钢构、美的集团、中国电建、中船工业、小米、通用电气、西门子医疗、海尔集团等在内的百余家行业领袖企业开展了5G合作实践。中国联通在数字车间、产业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工业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已与国内多家企业实施战略合作，在企业数据互联、工控防护、云边协同、物联感知和智能制造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合作开发和应用；在“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方案中，涵盖了连接、标识、安全、平台、数据、应用六大板块，并为企业级和行业级用户打造定制了平台解决方案[4]。在制造业领域，我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正呈现加速增长的状态，诸如宝钢、徐工、三一重工、中车、中电、海尔、青特等一批大型制造企业，在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生产管理流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应用、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已经开始探索将智能设备与智能网络协同发展的方式，5G专网、大数据系统正在与现代生产与管理体系相融合。特别是基于生产运营和生产流程中的物联系统优化，基于设备内部各个器件的监控、行为追踪、件组关联运行的优化和远程智能管理，已成为提升企业技术等级、优化设备运营效果、降低设备运营成本、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生产控制、创造企业新增长点和新收益点的关键。从我国近40年“以点带面，局部突破拉动整体发展”的发展经验看，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和集聚了一批有能力的企业率先探讨“5G+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的条件。国务院刚刚出台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无疑为“5G+工业互联网”创造了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经调研的国内数十家企业的5G应用场景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显著特征是：第一，政府引导，大部分企业由政府专项资金扶持。资金扶持目前仍是中等规模企业建设“5G+工业互联网”重要的动力。但一些规模大、设备等级高、行业竞争强的企业，自主投入的规模和动力更强，如三一重工、青特、海尔等。第二，企业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密切，电信运营商主动参与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非常高。第三，企业指定的解决方案针对性强，重点解决工业节点问题，即在5G技术尚在发展的阶段，企业5G应用重点解决关键设备、关键节点的数据提取、传输、控制和管理，重点解决高风险、高污染、高难度作业环节的智能化生产和可视化问题。对于全流程的网络互联和智能管理，企业仍在探索，特别是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企业通过与华为、中兴通讯等设备制造商的合作，在软件集成、成本集约、系统融合、机器连接、数据采集网关研发、互联网工业标识等诸多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政府的试点项目也普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江苏徐工在焊接机器人环节，通过5G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动态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解决了高精度焊接的稳定性、精准性和协同问题；北京华芳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与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发的“皮带输送巡检机器人”，充分利用物联网的远程监控功能，解决了远距离原料输送的物流安全、精准和可视化管理问题；三一重工实施的“5G在工业互联网数据采集网管的应用”以及车联网的建设，已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流程化管理模式；湘潭钢厂与中国移动合作，对高危生产环节采取远程控制和可视化管理，有效地将5G的低时延技术优势与机器人使用结合为一体，实现了钢厂特种环境下的“高效安全运营模式”；河南平顶山高新区与中国电信共同开发的“开发区企业大数据系统”，初步实现了对开发区物流、生产、管控的协同管理，使领导驾驶舱的决策实现了动态化和即时化；广东华控科技有限公司在完成节电设备保护装置研发后，与广州联通合作，开始探讨基于5G+的电力节能系统的数据管控和优化方案；广东纽恩泰能源科技公司在省通信管理局知情下，与增城电信建设“工业识别以及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在项目建设中，该企业的思维方式正在发生实质性改变，新的运营模式与新的管理体制应运而生。2.3 “5G+工业互联网”实践经验通过对企业的实地调研可知，5G技术赋能新型制造业对我国传统工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改造升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5G+工业互联网”不仅在改变企业传统的运营模式，而且在改变传统企业的思维方式。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实践经验表明，5G的技术特征并不是5G最重要的技术突破，5G之所以必须“+”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是因为5G技术的最大突破是低时延、切片技术与边缘计算。而这3项突破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只有在现代智能工业中才能体现，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当然，5G在远程医疗、远程资源勘探、航运、铁路、能源、石油、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中的应用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于民用消费和一般公共服务，就可能是5G资源的浪费。3 工业物联网到工业互联网的梯级演进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全流程的数字化生产体系，需要生产企业的设备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和相互配套的技术等级。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企业，即便是已经使用现代化设备的企业，仍存在设备等级差别大、设备标准不统一、各生产环节技术水平混杂、机器生产与人工操作交错的情景。因此，目前我国建设的5G+工业互联网应用，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配送、生产管理和设备的外部管控领域，已经实施的物联，主要是基于产品、设备外部性能的物联。严格来说，我国尚处于工业物联网阶段，这是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相关的。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设备内部各种元器件、电路、构建、辅助原料等的可数据化信息、集成于设备的硬件、软件的可数据化信息，以动态的、即时的、连续的、交叉互动的方式，通过识别系统，比如传感器等提取出来，再加上生产流程中的可数据化的动态信息，通过数据采集、识别、分析、控制，再回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工程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存储、分析、加工、优化和可视化，使最终的智能信息可以供决策者实时使用，甚至直接实现智能决策。此外，工业互联网必须与企业优化的管理工程相对应，才可能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和增量价值，即“5G+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管理工程。显而易见，这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难度很大。三一重工的付立明在他的研发实践中对工业物联网面对的问题提出了很有现实价值的见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据安全。现在大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数据仓库，很少能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加密系统，而设计到边缘计算，数据加密费用很高，企业无法接受。由此，大公司虽然数字化的程度很高，但不愿意真正公开自己的数据，即便把数据放到云上，也不会把自己真正的物联网的数据公开给第三方访问。第二，小企业的数据愿意公开，但是数字化程度很低，数据很少。面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高成本，比如组网费、电费、调试安装费、模块加装机台费等，小企业在看不到明确受益时，难以承受成本风险。第三，建网后只能采集到设备的数据，但只是单纯的机台数据，与应用没关系。数据化与管理应用的指标，企业难以设置，技术提供商和网络提供商怒会设置。以往，企业已经开发应用的ERP系统以及定制化开发的DCS、MES、EMS如何与“5G+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对接，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设备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的重视。因此，许多企业只能被动地等政府的专项资金到位后才开始建设数字化系统。第四，业务关系的逻辑复杂。例如，OT、IT、大数据、业务流程等采集上来的数据要和班次、机台、订单、物流、生产、质检、仓库等关联起来，仅这一条流程线就有很多系统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公司做不到。若应用于人员管理和协调，人与机台之间需要毫秒级的交互，实现难度更大。第五，物联网的协议问题。物联网最大的技术难度在于数据的采集。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大部分的设备内部元器件、电路、IT交互等的协议是不开放的，要采集设备内部的数据，难度很高。粗步统计，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中至少有几十万种协议，而且每种协议都不一样。4 “5G+工业互联网”需要技术经济思维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5G仅仅是一项技术，而不是产业；在技术专家的视野里，5G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是一个融合性的产业。不同的视野，决定不同的思维。比如，在一些经济专家的理解中，没有5G工业互联网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数据传输方式得以实现。同样，在一些技术专家的理解中，5G更像是一个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统计5G的贡献率中，常以5G基站和网络建设对GDP的贡献率来评价5G的价值。事实上，我国很多非常著名的工业经济专家对工业现代化的理解定义在智能工业范畴，关注的是设备的智能化和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但由于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计算能力、连接能力和融合能力的知识短缺，导致诸多决策建议的误区。而我国一批优秀的信息技术专家，缺乏对技术转化为经济方式的理解，更缺乏对技术产品到技术链的经济含义的理解，因此导致唯技术论，同样也会使决策出现误区。实践证明，“5G+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5G时代，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升级，需要技术演进的支撑，单纯的生产关系已经很难支撑现代工业的发展。生产力是智能工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同样，任何的技术，都是由技术产品、技术产业链、技术价值链组成的，这与经济学家认知中的产品—产业链—价值链，是一个融合并存、互相支撑的体系。数字经济，以至“5G+工业互联网”，正是技术产业链与经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体现。也就是说，“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的问题。相对于经济学是“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技术经济学就是在传统工业生产要素实现可数字化后(物理性的、化学性的生产过程和设备行为)，对生产型数字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研判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控制、优化，以及反馈于生产行为的过程，是数字技术的演进行为对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改变。5G与工业互联网的真正融合可谓是“技术经济学”的典型应用，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方式。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5G+工业互联网”是要在技术优化、数据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当前工业企业数字化指的是工厂内的设备、工业流程等生产要素能够转化为数据，通过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数据提炼出来，再进行数据资源配置。目前，在我国工业领域，至少有20%～30%的企业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保守估计，有10%的制造业企业具备工业数字化的能力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出发，我国工业领域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省市建设“5G+工业互联网”，要率先对同行业中企业的设备类型、等级、IT集成水平、仪器仪表等级、数据可提取环境、设备固有的传感和识别能力等进行评估。应以条件优先企业作为试点企业的重点。第二，要根据行业特点，从生产流程的协同性出发，优先在精密机械、工程机械、汽车、生物医药、能源、钢铁、电力、运输、大型设备制造等企业中选择试点企业。第三，应重点选择主管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认知度高、积极性高的企业进行试点。三一重工、湘潭钢厂等企业之所以试点效果显著，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其一把手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非常高，且有专门的研发团队和技术带头人负责。第四，“5G+工业互联网”要从以下几个环节，在技术与生产方面打通“数字鸿沟”，这也是以技术经济思维推进5G技术赋能的关键。一是，制造企业要完整地描述出企业生产流程架构图。这是一个企业生产流程、设备流程、管理流程的架构图，不同的企业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架构图当中，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固有的系统的基础，比如说它的IT集成、仪器仪表水平、传感器数据读取范围和容量、机器设备的控制系统类型、人员管理流程、仓储物流的方式等，即企业的全流程生产架构，要勾画出一个完整的运行路径图，包括生产控制系统的架构图、传感系统分布与功能的架构图、生产管理的架构图、产品从原料到产成品的流程架构图。这是对企业层面的一个完整的判定。二是，对企业的全流程生产架构图的各个环节可实现数据采集的点进行规划，即设计和规划企业全流程生产架构图中可采集的数据点(或数据信息)的流程图。确定各个数据节点的关系，制定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的指标以及数据计算的模型，制定企业数据化流程架构图。三是，电信运营商设计与企业生产流程和数据采集相对应的网络覆盖方案，包括针对不同数据量、密度、传输速度的网络优化方案，制定运营商网络建设架构图。四是，设备与软件开发商根据前3个环节，制定有效的数据处理、存储方案，设计标准统一、协议共享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架构图。五是，针对上述4个架构图，建立企业数字化建设的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对企业数字化建设的经济收益、生产效率、智能化水平、商业模式和综合价值等，进行评估与预测。5 “5G+工业互联网”面临体制障碍“5G+工业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建立在开拓思想、打破体制障碍、政策协同推进、技术研发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目前，各省市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但是，在政策扶持、项目推进、产业规划和体制创新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引导的缺失。目前，各省市均设有“5G+工业互联网”的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但是，在使用安排上，严重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许多地方仍然采取“分蛋糕”的方式。这种状况导致一些试点企业形成新的“等、靠、要”，没有专项资金扶持，就坐等而不作为。同时，一批打着所谓“国家智库”“行业协会”“国家××中心”的机构，依靠所谓的资质，帮助一些根本没有能力和基础进行工业互联网建设的企业“要”资金，而地方政府因为缺乏专门的技术评估机构，使大量专项资金被这些中介机构获取，最终只搞了一系列名头和形象工程，而没有实际应用。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扶持。目前，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5G+工业互联网”的有效推进，并导致国家扶持资金被无效切割和流失。第二，条块切割，协同推进差。“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多技术、多行业、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如果这一系统不能协同一致，政出多门，在企业实施层面必然导致新的“数字鸿沟”“政策鸿沟”。目前，不论国家部委层面还是各省市职能机构，在“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中，仍存在多头管理、多头决策的问题。5G建设与工业互联网建设，由不同部门负责；相关的技术规划，如软件、芯片的技术研发，由科技部门负责；工业设计、传感器、设备改造又由主管工业的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使“5G+工业互联网”很难实现“统一规划、技术研发协同、产业推进同步、融合发展落地”。第三，技术创新体制陈旧。长期以来，技术转化率一直是我国技术发展的重点，但是转化率一直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技术转化忽略了技术产品研发的市场价值，即单纯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技术自身的商品属性。在许多国家扶持的技术研发项目中，“技术领先、国内外领先”仍是考评技术成果的第一标准。这种研究体制，在基础性研究中无可厚非。但是，在“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迫切需要一批在生产中能够快速应用的软件、传感器、工业识别技术，而这类技术的研发除了国家级的高精尖项目外，技术研发的过程本身就应是一个技术商品设计的过程。我国目前在工业物联网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基本都源自于技术研发项目的可商品化。因此，目前国家级的研究机构，需要尽快调整技术创新体制，在强化高端的、基础性研究的同时，要在体制上作出调整，鼓励应用技术研究项目的“技术商品”属性。在应用研究中，要以技术商品的演进作为技术持续研究的重点，打破以往单纯地以纯技术演进作为研发导向的方式。6 结束语综上所述，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打破“5G+工业互联网”所面临的体制障碍，尽快推动“5G+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取得更大发展。第一，国家建立“5G+工业互联网”统一协调机构，统一规划，使政策协同一致。在加大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扶贫资金的同时，强化对资金使用的管理，使资金投放与项目规划的科学评估统一进行；重点引导社会资本和各类产业基金参与“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国家可以考虑对社会资本投资工业互联网予以“风险保障资金”的支持，并建立相应的政策和管控条例。第二，各级政府与企业均应建立技术经济的思维方式，强化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所谓协同，就是按照技术经济的链条，在国家级的规划设计中，加强技术的整体性、联系性和配套性。5G赋能新型制造业是一个全新的工业系统工程，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经济链条。在国家层面，5G在技术赋能的同时，要同步强化技术链条中的识别技术、传感器、可视化技术、设备链接技术、仪器仪表等可集成化的数据采集技术等的同步研发和创新，切实落实《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和专项资金的支持要协同制定，避免出现政策条块和资金支持的条块，以此提高政策效果和资金扶持效果。第三，“5G+工业互联网”的试点与建设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和不同等级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目前，应优先以“5G+工业物联网”作为重点，以5G与企业人工智能的对接和融合作为突破口。运营商5G专网的推进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应用场景，不能简单强调覆盖率。设备制造商要改变只卖设备不提供服务的状况，要切实可行地将设备上所拥有的系统服务功能，诸如网络安全、数据处理、智能识别等，作为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考评与验收内容。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凑数”，不应搞“形象工程”。要通过科学引导，让企业走出“5G+工业互联网”雾里看花的窘境。抓重点应先抓各省市真正有能力的企业作为示范；抓时效应在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以重点突破、重点引导，提高企业的认知和主动性。现阶段，企业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须考虑经济收益，考虑并处理好短期投入产出效果与中长期效益的关系。要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自主研发、自主推进，不能简单依赖国家转向资本的支持。近期，仍需要以“低成本建设拉动企业收入新增长点”为原则。第四，国家应加大对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现有优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惠。对有重大贡献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人才，国家可以考虑设立国家级的优秀人才奖励基金。要强化自觉提高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特别是对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的创新和应用，应予以专门支持，要改变目前一些从事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的“技术民工”的状况。第五，企业要明确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我国很多优秀的制造企业使用的设备大多是国外制造的，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应该在建设工业互联网之初，即对工业设备进行一次系统的普查，明确工业设备的自主可控性，通过有效谈判和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合理合法利用数据资源。第六，有关部门应组织专门力量，选择重点企业，对企业高层领导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培训，提升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水平。参考文献[1] 史炜.“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N]. 人民邮电, 2020-07-23:003.[2] 光明网. 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京举行[N/OL]. (2019-12-10)[2020-08-05]. https://tech.gmw.cn/2019-12/10/content_33390668.htm.[3] 赵媛. 数据+算法的输出产生价值[N]. 人民邮电, 2020-01-14:002.[4] 王改静. 5G+工联网: 从“样板间”到“商品房”[N]. 通信产业报, 2019-12-16:019. 史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原主任、研究员、教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电信、企业研究工作

文章来源：国际技术经济研究 网址: http://gjjsjj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4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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